万历第二次平壤之战，明军出动多少兵力，为何被说成是弱兵流民？_战斗力_小西行长_日军

在万历二十年（1592年）的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明朝派遣的三万援军浩浩荡荡跨越鸭绿江，开始了他们的抗倭援朝之行。此行的目的明确——直指被日军占领的平壤城。那时的平壤城，正被小西行长指挥的日军所把守。由于失去了叛民的情报来源，小西行长对此毫无察觉，直到次年一月四日，日军使者在顺安与明军接触时，遭遇伏击。幸存的孙六及其随行人员侥幸逃回平壤，才让小西行长得知明军的来袭消息。此时，才不得不加强防守，并派遣使者请求援兵，从黑田长政、大友义统、小早川秀包等人处寻求增援。

然而，小西行长在给援兵的求助信中，过于夸大了明军的兵力。这一做法直接导致了黑田长政与小早川秀包的犹豫不决，而大友义统则因为过度的恐慌，竟然放弃了驻守的凤山城，慌乱地逃往王京。小西行长的过度反应，恰恰为明军提供了可乘之机，帮助他们顺利推进。最终，小西行长只得调集自己的第一军团，做好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明朝大军。这一切也为第二次平壤之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，日军将在此战中面临明朝强大军力的真正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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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第二次平壤之战中，明军的兵力得到了明确记载。根据《经略复国要编》和其他相关军事档案的推算，明军大约拥有33997至38937名士兵。由于葛逢夏部因兵员不足被削减，实际出征兵力约为38537人。相关数据表明，《万历朝鲜战争全史》一书中的兵力统计基于这一推算得出。尽管在兵员统计中，明军的家丁和一些部队的人数可能未完全统计，但这也并未改变明军兵力的总体水平。

对于明军的战斗力，历史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。孙卫国先生在《再造藩邦之师》一书中称，援朝明军是“当时明朝最精锐的部队”，因为这些部队大多来自九边兵，而九边兵被认为是精锐军队的代表。然而，另一位学者霍利则在《壬辰战争》一书中提出异议，认为李如松的远征军中主要是由雇佣兵、流民及无业者组成，战斗力不足。虽然这两种观点存在较大分歧，但综合史料分析，援朝明军的战斗力并非简单地分为精锐与弱军两个极端。

虽然明军中确实有不少九边兵，但这些兵员并不完全等同于精锐部队。九边兵中的许多部队并没有强大的战斗力，很多兵员年事已高，体弱多病，甚至部分是“充数”的人员。比如，宋应昌在调兵时就遇到过很多地方的兵员并不具备实际作战能力。此外，虽然许多部队是新募的兵员，但他们经过了几个月的训练，具备了一定的作战能力，尤其是来自辽镇和蓟镇的常备军，他们的战斗力相对较强。

《经略复国要编》记载，明军的实际作战兵员约为两万人，剩余兵员多为相对疲弱的部队。尽管如此，援朝明军仍然是一支经过一定训练的、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远征军，而非完全无战斗力的“弱军”。

明军的兵种配置和装备也是其战斗力的重要因素。尽管明军以骑兵为主力，但这种兵种在攻城战中的表现并不理想。最初，宋应昌打算调集大量的步兵和车兵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以骑兵为主的策略。明军的骑兵数量庞大，特别是由杨元同所率的部队几乎全是骑兵，这让明军在与日军的对抗中，拥有了绝对的骑兵优势。然而，由于步兵和车兵数量的不足，明军在攻城时遇到了困难。

明军的火器装备同样不容忽视，尤其是北军。虽然有些文献曾提到北军没有火器，但实际情况是，北军配备了包括大筒、三眼铳等多种火器，在战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平壤之战中，明军的火力优势十分明显。宋应昌在《经略复国要编》中提到，北军拥有大量的大将军炮、灭虏炮等重型火器，而南军则配备了更多的鸟铳和火枪，这极大地增强了明军的火力打击能力。

此外，明军还装备了大量的冷兵器，如弓弩、刀枪等。铁鞭、铁质连枷棍以及狼筅等兵器，在战斗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而在防护装备方面，明军的甲胄十分精良，钢铁制成的铠甲、护膝等防护措施，让骑兵在战斗中能够有效抵御日军的攻击。为了应对日军的火器，明军还配备了棉被防牌，这些装备在攻城战中尤其有效。

总体来看，尽管明军并非最精锐的部队，但凭借合理的兵种配置、精良的装备以及一定的战斗训练，他们依然是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远征军。最终，在万历二十一年一月六日，明军成功抵达平壤城外，并展开了与日军的第一次决战，为后来的战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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